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美日可能采取联合行动撤离美日公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不可能抛弃它的盟友。
这是继去年11月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再次挑动中日关系。
高市的这些言论，也促使我们思考本轮中日博弈中，中国所能采取的应对之策。为此，2025年12月17日，国际学术研讨会“探索新的持久和平之路：新时期创新维护战后世界秩序新实践”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联合主办，采用线下线上结合方式进行，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风险、琉球法律地位、《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当代意义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作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首先做了主旨发言，阐释了会议召开的背景，强调了此次事件发生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可能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意义和长期影响性的偶发事件。我们应该改变以往被动应对的姿态，主动发起议程设置，通过国内立法与实践，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行动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更灵活的空间。
以下为沈逸教授发言整理稿。
沈逸：非常荣幸能在此发言。本次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令我颇有感慨。我的发言将围绕会议主题，结合个人观察与思考，旨在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此次会议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听证中的表态。她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所依据的“存亡危机事态”与中国的台湾问题明确挂钩。尽管日方后续试图辩解，但这实质上道出了日本某些政治势力长期存在的潜在意图。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中方一系列坚定且系统的外交反应。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起初，这一事态看似是中日关系周期性波动中的又一次显现——每隔一段时间，在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位上日本的政治人物、领导人都会有一些类似的言行。然而，随着中方采取包括奉示召见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其深度与指向性引起了我们的重新审视。通过与同行交流研判，也促成了这次会议在观察者网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召开。我们认识到，此次事件不同于以往的关键在于，它发生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可能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意义和长期影响性的事件。
这个新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地位已达到新高度，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以不同方式承认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简言之，世界正从一个典型的美国单极格局，转向某种新的力量结构——国际秩序将会进行某种分工的调整。在此过程中，美国面对自身实力相对衰退，却不愿完全放弃传统主导地位，其亚太战略必然趋向于推动盟友走向前台，承担更多针对性的前沿角色。
日本此次的行为，虽然有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算计与表达失当的偶然性，甚至包含对美方态度的试探，但其本质符合这一大背景。对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而言，其长期目标在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他们试图抓住美国相对衰退带来的“机遇窗口”，通过主动对华示强挑衅，以换取美国默许乃至支持其扩展军事行动自由，最终洗脱战败国标签。
因此，理解当下的中日战略互动，绝不能仅限于中日双边关系的旧有框架，而必须将其置于国际体系力量转型与东亚战略秩序重构的宏观视角下来进行思考。
它促使我们找到了在新力量对比下，有效投射和运用新增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路径：即站在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法理与道义制高点上，进行主动的叙事建构与议程设置。这具体体现在两个重要场景：
其一，在台湾问题的叙述上取得突破。
在11月24日的中美领导人对话中，中方领导人明确提出，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次将台湾问题在传统的内政与主权话语之外，明确锚定于更加宏观，也更加容易在国际体系博弈中容易得到认同的，维护二战后的国际法理与政治安排的新架构之中。
其二，明确提出中美共同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概念，并重温两国共同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
这种新叙事框架，使中国找到了适当的抓手，得以将自身力量的增长与维护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合理部分，最大化联结在一起，以一种更具建设性且不易被简单定义为“挑战者”的方式，在国际场合投送影响力。
对于日本来说，它的种种举动旨在把摆脱和平宪法束缚和战败国标签、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相对衰退的“窗口期”，以主动站在美国这一侧挑衅给中国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军事独立和行动自由的空间。
而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这轮中日战略博弈将三个原本或许被分开考量的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东亚地区秩序（尤其以中日关系为核心）的重构、以及与力量变化后的美国如何构建新的稳定关系。这三者必须从战后世界秩序演进与力量转型的全局视角进行通盘考量。
面对这一转型，我个人认为，除开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中国学者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推动整体性的心态与认知范式转型——从过去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转向以更主动的姿态去塑造、引导议程，并在国际社会采取符合规则的积极行动。对日方向，正可成为一个实践的切入点。
为此，我们萌生了一些具体构想，并征询了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希望借此次会议汇聚智慧，最终形成一份民间学术倡议。此举旨在探索如何通过知识界的自组织行动，构建国际共识，形成既代表国家利益，又契合国际规则与道义方向的国际行动，从而丰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模式，超越单纯的悲愤与谴责。
从具体工作角度，或可倡导思考以下几方面：
第一，巩固并激活相关法理议程。
利用此次日方言行提供的契机，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激活《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相关战后安排议题，构建一套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大行动自由的叙述。
同时，正视并探讨如琉球（冲绳）地位等因冷战而被搁置的战后领土处置问题。这些均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立的战后秩序框架，其未竟事宜关乎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从地缘战略看，解决台湾问题后，如果琉球还是现在的状态，不加以任何改变的话，就意味着日美的军事基地离我们最多就是110公里——我们跟他们的军事界限接近了，而不是推远了。因此，客观上祖国统一进程完成后，东亚需要合理的战略缓冲安排，妥善处理相关问题符合地区各国的长远安全利益。
冲绳县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展出的琉球国王肖像
第二，加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
在完善涉外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对标国际规范”推动国内立法，更重要的是应思考如何通过主动的国内立法与实践，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行动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更灵活的空间。这样不仅仅能够实质性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在程序和形式上也能够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让我们的外交行动“于法有据”，一定程度上由我们来制定游戏规则，合理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利益、塑造议程的程序正当性与专业能力。
第三，更积极且主动地将挑战视为战略窗口。
此次对日方向的外交博弈，可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又一次压力测试与战略机遇。有效应对，至少需守住底线，维护现状；若能处置得当，则可能以此为契机，开启一轮更加主动、有效地塑造周边乃至亚太地区秩序的新进程，这对我们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以上是我基于当前事件与时代背景的一些初步思考，也是对本次会议缘起与期望的简要说明。希望能为各位的讨论提供些许参考。最后，再次感谢观察者网以及所有支持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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